I am going there!

　　埃及文化是古老的，比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古文化都古老的多。早在罗马的国会山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古国了。当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已经开始衰败了。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埃及法老第一王朝是5000年前兴起的，那时尼罗河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就连第26王朝的衰亡也还是公元前500年的事。统治这块土地的民族先是利比亚人，接着是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这一切都在星光照耀伯利恒的马厩之前（指耶稣降生——作者）。

　　当然，很早就有人知道尼罗河畔石雕和石建的胜迹，但那些传闻都有许多传奇的色彩。埃及的古文物只有很少几件运到国外，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拿破仑时代的旅游者在罗马可以看到国会大厦石阶上的狮子，后来就没有了。他们还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帝王的雕像，但那已经是后期的艺术品。那时古埃及文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亚历山大希腊文化已经高度发展了。真正代表古埃及文化的只有12方尖石碑，此外是红衣主教的庭园里的一些浮雕了。较为常见的还有雕着圣甲虫的宝石，古埃及人把这种甲虫视为圣物，这种雕刻品一度在欧洲到处被人用作护身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巴黎的书店里也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幸尔1805年出版了斯特拉波的一套书，共五册，译文的质量极好。这部权威著作的内容过去只为学者所知，至此才开始普及了。斯特拉波是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游历埃及的。希罗多德的第二册书里也有十分宝贵的资料，那是去过古埃及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但是多少人读过希罗多德呢！其他古籍里也有时提到埃及，但这些材料更为古奥、更为零散，也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的《诗篇》里的一句话。太阳早晨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源于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砂荒，吐出肥沃的7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52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梵蒂岗有一组大理石像，表现16个儿童在河神周围跳舞，每个代表15英寸的洪峰，就是表现尼罗河的。水退以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黄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2500年前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远处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

　　在这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上，城市里礼拜寺的尖塔林立，住的是肤色不同的民族：努比亚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黑人。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语音杂沓；无数寺庙、厅堂和陵墓的断壁残垣间到处有人顶礼膜拜。

　　骄阳下的荒沙上矗立着金字塔。开罗周围67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250万块石头，l 0万奴隶干了整整20年才建成的。

　　这里卧着最大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马穆鲁克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究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呆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托特米斯竟在它的两爪之间坚了一块大石碑。

　　清真寺的尖顶纷然竖在晴空里，为神衹和帝王们看守庙宇的大门。这些精美的石尖有的高达91英尺。此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石砌陵墓，“村长”和法老们的雕像，各种石棺、石柱和塔形门，各种浮雕和绘画。这些当年治理过这个古老的王国的人们不可胜数，他们的形象站立在雕梁画栋之间，他们以僵硬而尊严的姿态指向某种目标。有人说：“埃及人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埃及的壁雕到处突出表现目的论的原则；一位现代的文化哲学家指出，埃及艺术的主要象征是“方向”，在意义上可以和欧洲的“空间”、希腊的“身体”相提并论。

　　埃及可谓集古墓之大成；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衹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黏土器皿上都有象形文字；连墨水池和手杖上都有象形的符号。看来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年也抄不完！”

　　旅行家们对古埃及的描述，只能让我们今天沉缅于遐思之中。因为早在18世纪，当欧洲第一批真正的考古学者随拿破仑军队来到埃及时，他们所看到的就只是断垣残壁了。

　　德农就是把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现在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过去的价值的时候。感谢拿破仑的妹妹加罗琳，庞培城的出土工作重新加紧进行了。经文克尔曼启发，学者们学到了考古的基本方法，在古文字的破译方面更是跃跃欲试。

　　《埃及行记》一书时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和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无论僧侣体、世俗体或简化体都是一样，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埃及行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内部关系、自然状况和其中的意义上，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谜。

　　------ 《法老的复活》 by 夏尔奈·西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