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好像是特意为我写的。
FT中文网与壮志计划项目组联手推出专栏“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集结具备海内外多元背景的撰稿人，通过个人故事探讨教育的本质。教育不囿于校园，它浸入坊间、市井、田野、途中，和人际之间；教育重塑个体，创造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同时折射社会的精神风貌。
在北大读书的几年，我经常觉得缺少志同道合的同伴。
我是怀着一腔热血走进北大校园的。抛弃了高中学的理科，把数学竞赛换来的保送机会用在了新闻学院，只因为我读高二那年，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孙志刚案、SARS疫情、南都案。我因新闻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而激动，也因依然遍布荆棘的现实而愤怒。这种张力让新闻业变得极具吸引力：看起来，这不仅是一条光荣之路，也是一条荆棘之路。而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对一个青春期的热血少年来说，大概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
当时我对大学基本一无所知。只是听说了一些关于北大人心系家国命运、肩负社会责任的说法，又听说清华的传统是“又红又专”，于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后者。（当然，后来发现，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述。）
我期待着在北大校园里遇到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新闻学院里和同学们一起观察社会、臧否时事，一起发掘真相、推动进步，毕业之后一起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兄弟姐妹。
我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并为之庆幸。但总体而言，眼前的校园并非我最初想象的那样。我看到，有才华的人很多，勤奋刻苦的人很多，但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或者说，以我期待的那些方式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新闻学院的学生和其他学院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想找一份好工作，而好工作的重要标准则是北京户口。以这个标准衡量，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都自动被排除在外了。
在线下生活中，我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但在网上，我习惯于发表直接而尖锐的观点。2009年初，我写了一篇在学院引发不少讨论和争议的博文：《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篇博文写得真是有些愣头青的感觉——直截了当，对于我的同学们似乎毫不留情面。博文大意是：已经毕业的本科同学里面，做记者的只有1个人，而在各个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则有接近10人之多。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媒体并不偏好新闻学院毕业生，比如新闻学院也有广告公关等方向，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新闻学院缺乏价值观教育，没有让学生体会到这个专业的社会责任。
在博文的结尾处，我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强调新闻业与房地产、银行、快消等行业的不同点，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截然不同。假如我们的新闻教育真的将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了学生，那么他们仍然可能选择进入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但至少，数量不会这么多，而且选择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观望、犹疑，因为从事这些行业，意味着抛弃自己在大学中树立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大胆且很有冒犯意味的判断，是直接在价值观层面区分不同职业，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它当然充满了争议，但对于我而言，写作这篇博文是积累了几年的困惑爆发的结果。那是我在长久的失落之后用痛苦的声音发出的疑问：我亲爱的北大同学们，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加入那些市场化媒体，去调查黑幕挖掘真相，去为社会的改革而鼓呼？那个印在我们毕业证书上的名字，应该照耀着我们追寻理想主义的步伐，而不是帮助我们从这个体系中分得一杯既得利益的羹啊！
从高中时被这个职业感染的那一刻开始，理想和悲情就交织在一起，并且互相促进。而当这种情绪到达一定程度时，人往往会不自知地变得偏狭起来。
我也是如此。2010年夏天，我硕士毕业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入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通篇充满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拔高的情绪，仿佛天下的理想正义都集中在了南方报系。
这时，有一个人写了篇回应文章——既是回应这篇“南方报人”，也是间接回应那篇“房地产学院”。他是和我作了六年同班同学的吴琦，他的文章叫《我以为理想有很多样子》。
他说，年轻人进入社会有千万种方式，去了南方报系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他说，“理想主义”不是壮举，不是牺牲，不是蒙难。“要说谁的理想更高级，那是另外一种专制。因为理想并不排他，实践它的方式应该包括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担当。格子间里庸庸碌碌的沉默不代表没有爱憎，不是必须要懂得这个语汇才能带来美好的立场……我相信大多数同窗都在自己选择的智慧的实践的静默的路上释放着他们的善意。”
在他的叙述中，我突然发现，因为过分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悲情，我在无意中摆出了过于居高临下、目光狭隘的不雅姿态而不自知。当我因为新闻理想的失落而急于强调这个职业的价值时，我忽略了其他职业的尊严和其他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以及在职业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推动进步的可能性。
他在博文的结尾说：“我理解的作为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的价值，即是发言与对话的意义，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我们奋力理解却永远无法在理解中抵达的社会。”
这句话指出了我因为过度沉浸于英雄主义式悲情而产生的自我中心和疏于理解他人。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是一个记者不应犯下的错误：如果连自己的同学都没有去试图理解，如何理解其他人群，如何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记者不应该是给自己戴上光环、给别人上课的那个人，而应该是促进沟通与理解的人。
在之后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常常回想起他的这篇博文。我也遇到了一些因为自我悲情、自我拔高而丧失了判断力和同理心的同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吴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后来也加入了南方报业。他现在是《单读》杂志的主编，生产着充满文艺气息和思想深度的内容。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是那个更喜欢谈论政治和社会、发表公共言论的人，而他则更关心文化，更注重个体的感受和省思。他的视角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如果回到2009年，我想我仍然会写下那篇“房地产学院”的博文，因为它关乎教育的理念和职业的价值。如今，我也依然相信理想主义的力量，依然因为《聚焦》的故事热泪盈眶，依然认为不同职业之间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依然希望北大毕业的学生能有更多人投身真正的新闻业。
但我不会那样斩钉截铁，那样非黑即白。我会看到更多个体层面的犹豫、挣扎、反抗、妥协，会看到自我拔高带来的失去自知的危险，也会看到多元化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从未当面提及过这件事情，但当我被邀请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一段重要的教育经历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和他的那篇博文。
我是怀着一腔热血走进北大校园的。抛弃了高中学的理科，把数学竞赛换来的保送机会用在了新闻学院，只因为我读高二那年，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孙志刚案、SARS疫情、南都案。我因新闻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而激动，也因依然遍布荆棘的现实而愤怒。这种张力让新闻业变得极具吸引力：看起来，这不仅是一条光荣之路，也是一条荆棘之路。而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对一个青春期的热血少年来说，大概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
当时我对大学基本一无所知。只是听说了一些关于北大人心系家国命运、肩负社会责任的说法，又听说清华的传统是“又红又专”，于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后者。（当然，后来发现，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述。）
我期待着在北大校园里遇到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新闻学院里和同学们一起观察社会、臧否时事，一起发掘真相、推动进步，毕业之后一起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兄弟姐妹。
我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并为之庆幸。但总体而言，眼前的校园并非我最初想象的那样。我看到，有才华的人很多，勤奋刻苦的人很多，但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或者说，以我期待的那些方式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新闻学院的学生和其他学院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想找一份好工作，而好工作的重要标准则是北京户口。以这个标准衡量，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都自动被排除在外了。
在线下生活中，我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但在网上，我习惯于发表直接而尖锐的观点。2009年初，我写了一篇在学院引发不少讨论和争议的博文：《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篇博文写得真是有些愣头青的感觉——直截了当，对于我的同学们似乎毫不留情面。博文大意是：已经毕业的本科同学里面，做记者的只有1个人，而在各个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则有接近10人之多。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媒体并不偏好新闻学院毕业生，比如新闻学院也有广告公关等方向，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新闻学院缺乏价值观教育，没有让学生体会到这个专业的社会责任。
在博文的结尾处，我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强调新闻业与房地产、银行、快消等行业的不同点，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截然不同。假如我们的新闻教育真的将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了学生，那么他们仍然可能选择进入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但至少，数量不会这么多，而且选择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观望、犹疑，因为从事这些行业，意味着抛弃自己在大学中树立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大胆且很有冒犯意味的判断，是直接在价值观层面区分不同职业，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它当然充满了争议，但对于我而言，写作这篇博文是积累了几年的困惑爆发的结果。那是我在长久的失落之后用痛苦的声音发出的疑问：我亲爱的北大同学们，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加入那些市场化媒体，去调查黑幕挖掘真相，去为社会的改革而鼓呼？那个印在我们毕业证书上的名字，应该照耀着我们追寻理想主义的步伐，而不是帮助我们从这个体系中分得一杯既得利益的羹啊！
从高中时被这个职业感染的那一刻开始，理想和悲情就交织在一起，并且互相促进。而当这种情绪到达一定程度时，人往往会不自知地变得偏狭起来。
我也是如此。2010年夏天，我硕士毕业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入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通篇充满一种自我陶醉、自我拔高的情绪，仿佛天下的理想正义都集中在了南方报系。
这时，有一个人写了篇回应文章——既是回应这篇“南方报人”，也是间接回应那篇“房地产学院”。他是和我作了六年同班同学的吴琦，他的文章叫《我以为理想有很多样子》。
他说，年轻人进入社会有千万种方式，去了南方报系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他说，“理想主义”不是壮举，不是牺牲，不是蒙难。“要说谁的理想更高级，那是另外一种专制。因为理想并不排他，实践它的方式应该包括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担当。格子间里庸庸碌碌的沉默不代表没有爱憎，不是必须要懂得这个语汇才能带来美好的立场……我相信大多数同窗都在自己选择的智慧的实践的静默的路上释放着他们的善意。”
在他的叙述中，我突然发现，因为过分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悲情，我在无意中摆出了过于居高临下、目光狭隘的不雅姿态而不自知。当我因为新闻理想的失落而急于强调这个职业的价值时，我忽略了其他职业的尊严和其他方式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以及在职业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推动进步的可能性。
他在博文的结尾说：“我理解的作为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的价值，即是发言与对话的意义，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我们奋力理解却永远无法在理解中抵达的社会。”
这句话指出了我因为过度沉浸于英雄主义式悲情而产生的自我中心和疏于理解他人。这让我觉得很惭愧，因为这是一个记者不应犯下的错误：如果连自己的同学都没有去试图理解，如何理解其他人群，如何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记者不应该是给自己戴上光环、给别人上课的那个人，而应该是促进沟通与理解的人。
在之后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常常回想起他的这篇博文。我也遇到了一些因为自我悲情、自我拔高而丧失了判断力和同理心的同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吴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后来也加入了南方报业。他现在是《单读》杂志的主编，生产着充满文艺气息和思想深度的内容。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是那个更喜欢谈论政治和社会、发表公共言论的人，而他则更关心文化，更注重个体的感受和省思。他的视角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如果回到2009年，我想我仍然会写下那篇“房地产学院”的博文，因为它关乎教育的理念和职业的价值。如今，我也依然相信理想主义的力量，依然因为《聚焦》的故事热泪盈眶，依然认为不同职业之间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依然希望北大毕业的学生能有更多人投身真正的新闻业。
但我不会那样斩钉截铁，那样非黑即白。我会看到更多个体层面的犹豫、挣扎、反抗、妥协，会看到自我拔高带来的失去自知的危险，也会看到多元化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从未当面提及过这件事情，但当我被邀请写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一段重要的教育经历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和他的那篇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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